浙大副校长罗建红：假如没有高考会是种茶能手

假如没有高考……

那些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人

当2017届高考生走进考场的时候，有一群“考生”在考场外纪念参加高考40周年。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77届”。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建红就是“77届”之一。

昨天，他的办公桌上多了两本书，一本是文集，一本是图集，是老同学刚送来的“浙医77级入学四十周年同学会纪念册”。因为在5月26日，原浙江医科大学1977级学生刚在杭州开过同学会。“我们那届有16个班，500多名学生。没想到那天到了403人，是历次同学会到得最齐的一次。好些老同学是从省外甚至国外专程赶回来的。场面很热闹，也很感动。”罗建红说，“一来是因为当年那段共同的特殊经历，同学情谊深厚，二来是因为大家久别重逢，都在感叹，一晃眼，我们居然已经认识四十年了。“

罗建红与老同学们的相识，源于40年前的那场高考，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罗建红(浙江大学副校长)

假如没有高考

他会是个种茶能手

如今在神经生物学方面颇有建树的罗建红，40年前，因知青下乡，曾在茶场务农，每天在种茶、采茶、炒茶中度过。直到1977年10月，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19岁的他才放下了锄头，重新捧起书本。

那年高考先在各县市进行初试，通过后才能参加全省组织的统一考试。而从得知高考恢复到参加初试，所有考生仅有一个月的时间复习备考。换作是现在的考生，早就该进入冲刺阶段了。那时的罗建红和小伙伴们，却才翻出零星的复习用书，互相借着看，几人合用。据他回忆，那时大家身边都没啥靠谱的复习材料，他刚巧有一套《中学数理化自学丛书》，已经觉得很幸运了，不像现在，教辅书能挑花眼。

不光时间紧张，没复习资料，连像样点的复习场所也没有。罗建红索性每天一早就搬出小板凳，到知青集中安置点门口的大树下坐着看书，其他预备高考的知青也照做，几个人一边看一边讨论，复习气氛倒是很好。因为高中阶段基础扎实，他总是最快解出题目的那个人，很快就成了“临时老师”，他也从不藏私，都愿意和大家分享。“我们那时复习条件的确不好，但是换个角度看，仓促迎考反而避免了应试教育，比拼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

12月，正式高考那天，罗建红独自一人步行去考点。“本来考点离家就不远，而且那时也没有所谓的送考一说。印象中，那年的考点外，除了考生，就没其他人了。”他解释说。那年，开化有数百名考生参加高考，有比他年长十岁的，也有比他小两三岁的，有的刚放下田里的农活，有的刚走出工厂。大家坐在考场里，看上去简直像两代人，最大的年龄跨度有十四五岁。但来不及感叹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场面，所有人都埋头答卷，想把握来之不易的机会，因为好些人已经等了10余年。

若干天后，成绩单张榜公布，全县上线考生仅有30多名，最终只录取了17个人，罗建红是其中之一。他被原浙江医科大学录取，分到了医学五班。

金洁(浙医一院血液科主任)

假如没有高考

她也许是名会计

浙医一院血液科主任金洁教授，一眼就在同学会纪念册的那本图集的扉页，看到了自己当年的照片，一位神采飞扬的清秀少女。40年前参加高考时，她18岁，却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工人了：一开始在工厂里给羽毛球拍穿线，后来又去了荧光灯厂做灯管，还做过出纳。‘假设没有高考，我现在顶多也就是个会计吧。”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金教授老家在温州，恢复高考的消息，还是妈妈从上海带回来的。“妈妈建议我试试，我就跟厂里请了假，又从亲戚那里借了书，回家复习。”她回忆说。离开校园好几年了，仅有的两个月复习时间，满打满算也不可能补上所有的考试科目，她把多数时间都用在了自己的强项数学上。据说，因为她每天看书到很晚，爸妈的朋友夜里路过她家门口，看到灯还亮着，以为是灯坏了，特地上门提醒。

一直很支持女儿高考的妈妈，在她上考场前，炖了一支人参。“说要给我补补。不管40年前，还是现在，感觉爸妈对孩子的心意都是一样的。”金洁说。

那年高考和今年一样，也是两天，考了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和化学，其中物理与化学合并，安排在同一场考试。每门课满分100分(物理和化学各50分)，总分是400分。录取结果出来，200分就能被省内不错的大学录取，相当于每门课平均考50分就够了。而金洁，仅数学就考了73分，是当年绝对的单科高分。尽管物理化学弱了点，但还是轻轻松松进了原浙江医科大学。

有意思的是，这并不是她填的第一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浙大光学系，因为是爸爸的建议；医大其实是第二志愿，因为妈妈是护士。”金教授说，“那时的高考生对填报志愿懵懵懂懂的，也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都是家里人给建议。相比之下，现在的高中生幸运多了，有许多信息渠道了解学校和专业。”

盛祖立(杭州哼哈口腔医院院长)

假如没有高考

他的医学成就没这么高

但在这次的同学会上，老大哥之一的杭州哼哈口腔医院院长盛祖立(原浙江省口腔医院副院长)，一直坚持一个观点：“我们这批老三届高考生是幸运儿。”盛院长是1947年出生的，参加高考时已经30岁了，在杭州牙病防治所当医生，妻子正挺着大肚子，后来到原浙医大入学报到时，儿子已三个月大，只好一边当学生一边做爸爸。

他说：“六六年因文革废除高考，七七年恢复高考，给我们这帮老三届的同学重新燃起上大学的希望。当为数不多的老三届同学重新拿起课本回到梦寐以求的大学时，不少人已拖家带口。大家除了庆幸能赶上这一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机会外，就是以分外的勤奋去报答历史给他们的机遇。”

盛院长是77级口腔班的，40年后，全班31名同学中，人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有4位博士，6个硕士，7个博士生导师，13个硕士生导师，各级学科带头人10人；有20人先后担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科主任、所长；3人担任国际牙医学院院士；15人获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盛祖立有点自豪地说，恢复高考后的77届大学生是一批懂感恩、有理想、敢担当的历史群体。

事实上，在原浙医大77级500多名学生中，毕业后留校深造、任教的就有110多人，其余也基本都进入县级医院工作，起点都很高，大部分同学都成为我省各级医疗机构的院长科主任学科带头人。

为什么40年前的这届高考生，都如此出色？“一是因为当年录取率低，选拔出来的绝对是精英，放下书本多年，还能重新拿起来；二是大家都很珍惜读书的机会，大学里非常刻苦，夏天没有电扇空调，就放一盆水和一块毛巾在旁边，擦了汗继续读书；三是当时专业人才断档，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发展平台，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罗建红分析说。(本报记者 沈蒙和 本报通讯员 杨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