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互联网进入“下半场”，传统媒介的机会在哪？

广电独家：有人说，互联网规模经济的窗口期已经过去。2017年大家都在说的一个热词是“互联网的下半场”，您认为“下半场”的实质是什么?

喻国明：即使对于BAT企业来说，未来也不可能按照规模经营的法则继续运作——规模已经做完了。第一，中国互联网的用户规模已经不可能大幅度增加了;第二，用户接触互联网的时间也基本上到了一个平台期;第三，在现有的互联网应用架构之下，内容的数量也已经拥塞不已，没有太多发展空间了。也就是说，人群、时间、内容，按照规模发展的方式都已经不大行了，那怎么办?

所谓互联网发展的“上半场”和“下半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互联网发展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就是网络化，意即马化腾所说“连接一切”的阶段，把人和人、人和物、人和信息、人和内容等全都连接在一起，形成三大网络——内容网络、人机网络和物联网络，它们之间实现广泛的连接，这就是网络化的过程，实质就是规模化的过程。

BAT企业之所以成长起来，就是它们在规模化方面占据了巨大的寡头优势，但是这种规模一旦达到增长极限，以后应该怎么做?所谓的互联网发展“下半场”转型问题，就是在网络化阶段完成后的数据化和智能化两个阶段。这看似是技术发展的逻辑，但实际上是跟发展的方式和发展的重点关联在一起的。

网络化阶段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和社会、人和环境、人和内容、人和物质财富之间的连接，但这种连接只是初步架构了人类生活、人类实践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线上和线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所谓“互联网的下半场”的含义，在我看来，未来的社会发展逐渐要把线下尽可能多地搬到线上来实现，比如在线上上班、交往、买东西，甚至在线上谈情说爱、旅游观光等，要在线上还原甚至超越社会生活的内容。

这就需要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局部、每一种分类进行数据性的定义、数据性的描述，再进行数据价值挖掘之后，实现精确的匹配。在这个过程中，智能化一定是数据处理当中的主要助力器。数据化是我们所有的社会要素能够被激活、连接、组合整合的最重要的动力源，而智能化技术会使这个过程变得更有效率，更具备聪明的理解力、分析力。

当然，依赖规模经济的“上半场”式成功机会仍然存在。比如“快手”，它利用了视频这样一种新的传播样态。

理论上来说，过去传播都是建立在文字基础之上的传播，而文字能力是区分人群的。在微博上有研究可以表明，真正活跃的发贴者只占微博总数的5%。换句话说，即使在微博这一所谓“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平台上，由于文字表达的局限，也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特权”。

“快手”则采用了几乎不需要任何拍摄技巧的视频形式。当表达群扩大到一个巨大的整体时所出现的井喷式的规模效应，其实是用技术平台释放了这部分人社会表达的可能性。技术是什么?技术就是不断对于人类自由度的释放。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提出“高速概念列车”，如果从北京到纽约一个小时就能到，那人们的生活版图、规律版图就变化了，这就是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

当一种技术释放了自由度，而且这种自由度对于很多人来说既新鲜、又符合某种社会与个人需求，这个领域就存在着规模化发展的前提和可能性。当然，如果一种技术只是在一个已有的市场中作提升，那可能未必会规模化发展——要看这个技术释放的自由度是从0到1，还是从1到2，那是不一样的。

广电独家：同为“下半场”，但对于BAT等互联网巨头来说，数据化、智能化之外的平台打法是怎样的?

喻国明：对于BAT企业，开拓全球市场也许也有效益，但是谈何容易?所以最现实的，就是在目前主要以中国内地为诉求的市场上建立起更加丰富的应用。这些应用能靠每家企业自己去做吗?不可能的。一个团队面对几亿用户如此繁复的需求，多大规模的团队都没有匹配能力。

有一些买卖是可以做的，但是它只能占其中很小很小一点点份额，永远要把最广泛的份额开放给社会去做，这样才能够成功，才能够成为价值实现的集散地，这种规模性的平台才有价值。

因此BAT企业最需要做的，是为这个平台建立起一个生态环境，有很好的助人成功的条件，搭建技术支持，维护良好的市场条件，让所有有能力、有创意的人在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成功。平台将以类似“平台税”的方式获得收入——促使别人成功得越多，平台收益就越高。这就是BAT企业的未来打法。

广电独家：一方面， 2017年媒体融合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尤其是传统媒体的新媒体板块产生了更大程度的纵向联合;另一方面，这些联合似乎并不能对抗当下互联网的发展逻辑。

喻国明：现在媒介融合的很多方式，我认为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呢?融合的切入点搞错了。

我们现在讲的媒介融合更大程度是媒介这一方对于渠道进行整合，对于媒介的终端和生产端进行整合，目标是让媒介不死或者活得更好。而真正的媒介融合，一定是市场融合了，消费者的习惯、需求在今天数字化的情况之下融合了，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需求、新的特点、新的场景，需要用新的方式、新的内容、新的渠道去满足它——实际上应该反过来，从消费者洞察和市场洞察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做什么，再去很好地满足新的需要，这才能形成新的价值和影响力，这才是正本清源的解决之道。

但是今天的媒介融合有几个是从市场反推过来的?我在中国还没有看到这种逻辑。所有的所谓融合，都是一种不讲求对象感的打法。

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而是现在BAT企业所呈现的下半场是救活传统媒介的机遇所在。所有这些网络人际关系的加深、加细、加密、加厚，需要有千军万马，千千万万的服务者、创新者来填补这些空隙，这恰恰是传统媒介转型发展的巨大机遇。只要你符合它的规则，你在它的平台上建立自己的垂直服务系统也好，或者是加细加密的服务系统也好，你就可以在上面获得流量。

电视现在最大的焦虑就是观众流失、流量消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能够借助BAT企业的平台去做你自己的专属性服务内容，反而能够在流量方面不担心，因为BAT平台上有的是流量。任何价值链的形成，在今天都不可能由一个做内容的团队全都做好。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要对“今天稀缺的内容是什么、在稀缺内容清单上我擅长做什么、我用什么资源把这些东西做好”有一个全新的思考。

唯有如此，当BAT企业搭建的平台时代到来，你才有资格进行价值变现。流量、技术都不是你需要解决的问题，你需要解决的是把自己的东西做专业、做深、做好、做对位。BAT企业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就是要架构一个技术支撑的平台，其他事情不用管。只要有好的内容、好的服务，在BAT平台上就能获得成功——无论对传统电视媒体，还是电视媒体转型的新媒体内容企业也好，这才是关键。

广电独家：在您看来，什么是好内容?

喻国明：在过去渠道有限的短缺传播时代，传统媒体的内容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关注普遍需求，二是符合主流价值观宣传的需要。这些内容只占人们真正需求的一部分，而大量的媒介在其中打得一片红海、打得头破血流。这个市场份额是有限的，而大量敞开的市场却没有人眷顾，这就是市场的怪现象：很多媒体的内容免费给别人看，人家不看;而有些内容我们觉得不怎么样，却有大量的用户宁可付费都愿意去订阅，这对我们难道没有启发吗?

所以，好是什么?从市场法则的角度来说，重要不等于好。在市场法则中，好的内容第一位的品性是稀缺。当然，既稀缺又重要，价值就更大。但是这种重要性，必须在稀缺的前提之下，才有价值。

在人们的消费升级与需求换代中，哪些内容是稀缺的?比如说，在“喜马拉雅FM”上面有一组小音频，一共三段，每段只有15~20分钟，教人如何向别人介绍自己。上线以后，每天为它付费的人可以达到20多万。如果我们把这不到60分钟的内容拆解开来分析，会觉得里面毛病很多，质量未必那么高，但这段音频就是有这么大的变现能力，这就说明标准变了。

第一，在今天人们的需求中，有一些不那么普遍的低频度需求。高频度的需求就像快消品一样，是维持生活、生计的，但其实今天人们越来越从过去的高频度需求向低频度需求转化。能满足人们低频度需求的，就是稀缺的好内容。

第二，过去的知识传递、信息传递都是低场景度的传递，放之四海皆准。今天我们需要的是高场景度的服务，人们要建构自己的个性化、分众化生活，要解决“我”的特定问题。怎么能针对“我”的情况来制定一个适合的方案?这种有的放矢的高场景的服务，人们就愿意接受。

第三是体验性的内容。很多内容注重知识传授、信息告知，但是体验性的内容却很少呈现，而今天人们对生命的体验其实才是真正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广电独家：2016年VR(虚拟现实)火了，去年AI(人工智能)火了，但VR的进展十分缓慢，您认为AI的发展趋势及未来应用于传媒领域的前景如何?

喻国明：VR受制于硬件的突破，一旦技术突破、成本降低，就有可能带动它的巨大成长。按照摩尔定律，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人工智能是个大概念，分很多层次。很高级的人工智能离我们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用人的方式去感知、去计算、去进行一些合乎算法的工作，现在已经在生活中大量涌现，比如科大讯飞的语音软件、今日头条的算法推送、新华社资讯的机器人写作等。

通过深度模型学习，人工智能已经能够介入风格化写作，地图软件也可借助它来采集林志玲、郭德纲的声音。未来，如果AI能将声音的情绪处理模型搭建起来，就可以进行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的配音，虽然未必达到高水平的契合，但基本上能满足人们的情绪要求。

事实上，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分析出人脑完全分析不出来的东西，在现存的数据中，它能做的一定比人强得多。但人工智能不能解决的是数据本身的寻求，它必须在提供完整数据的情况下才能够运算，没有数据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调查性新闻只能靠人。

人类的生活也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可以用数据来说明，比如说艺术，50年以后的人工智能也未必能够评价梵高画作的艺术价值，在这个领域，人永远是主宰。而且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一种算法，有些算法是能够搭建出来的，有一些复杂问题的算法搭建不出来。

广电独家：2017是短视频爆发年，但在进一步变现上有相当的阻力。同样，直播也以“撒币”印证了商业模式的匮乏。

喻国明：按一般标准来看，直播是显得一地鸡毛、鸡零狗碎的，但它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平台、一种媒体。未来的媒介，一方面是输出内容，另一方面是通过内容构建新的媒体样态。麦克卢汉在上世纪60年代说“媒介即讯息”，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任何一种内容，当构成了人和人之间的连接，也是一种媒介。这些内容能够连接更多的线下的人、线下的物、线下的服务，成为一种新的连接。

直播、短视频目前的玩法，与数据化和智能化的不到位有关。如果这些平台上的人群能够用数据进行精确的说明，那我们就可以基于这种精确的说明形成各种各样商业资源、社会资源的匹配。这就是变现，这就是节点。当然这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需要有很多数据支持，包括数据分析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尤其是各方资源，也许不是一个主体能做到的，而这些主体组合在一起，就能极大提升平台价值。

所以，并不是说直播、短视频本身没有价值，而是这些价值要达到变现的程度，还需要专业化的、知识性的、支撑性的价值。当这样的机制成熟起来，价值就会深度打开。

广电独家：请您预测一下2018年媒体的发展趋势。

喻国明：明显的趋势可能会有这样几点。

一是传统电视现在的情形有点像5年前的报业，报业的今天就是电视的明天，相当多的地方电视台会陷入财政危机。而且现在跟报业发生危机的时候还不一样，有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也遇到了困难，难以给出补贴。更何况相比报社来说，电视台重装备、高投入、设备折旧率高，一旦遇到了困难，政府解决的空间十分有限。

二是互联网创新创业会逐渐成为机构行为，而不是过去主要是个人行为。过去从传统媒介出来创业的是有能力的个人，相信未来一段时间，以电视台机构的方式进行互联网创新创业的形式会成为一种现象。

传统电视跟视频网站、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合作会越来越深入和全方位。这对互联网公司来说也是一种需要，毕竟传统电视业更有公信力，也有强大的在地性资源，互联网公司想在这些领域深耕，最好的借力对象就是传统电视。

三是视频企业最需要也是最可能开发的，是在数据导引之下形成新的互联网视频服务或相关产品。未来任何视频产品和服务都应该是以数据作为标配的，数据会助力开拓分众性的、个性化的市场以及付费内容市场。这几个方面的市场中，没有数据的导引，没有人工智能的技术引入，只能是瞎子爬山、误打误撞。视频网站在这方面当然具备天然优势。

但也必须知道，这些数据不足以形成完整服务，只能对已经表现出来的行为进行解释，无法预测和把握用户生活面上的新需求。大数据的本质，正是在一个更加广泛的、以人为圆心的基础之上对数据新的采集和梳理。如果从社会协作和协同的角度来说，半开放式的数据会成为未来这个领域的共同需求。大数据公司和更广泛的数据挖掘服务，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这些方面有更多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