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探中国普惠金融新风向：金融科技技术先行“精准治疗”是关键

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张承惠、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兼CFT50首席经济学家杨涛、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战略研究部负责人兼互联网金融标准研究院副院长肖翔、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未来创发中心高级顾问李智慧、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爱君、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等嘉宾，就普惠金融发展展开深入讨论。

与此同时，包括新网银行行长兼执行董事赵卫星、宜信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陈欢、积木拼图集团 CEO董骏、蚂蚁金服农村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黄超、腾讯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杜晓宇、百乘金科联合创始人兼高级副总裁邹洋、向上金服CTO马跃、挖财副总裁王志峰、易投资CEO李宝利、网贷天眼合伙人兼副总裁李光耀、洋钱罐首席产品官贾旭东、有利网总裁助理吴敏、来用车风险管理中心负责人张广利等在内的数位新金融企业高管，向与会人员分享了各自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进行的实践及取得的成绩。

为普惠“补血” 中国金融科技技术先行

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一个以技术为驱动的数字普惠金融新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形成。

金融科技正在成为各领域机构竞相追逐的“香饽饽”，在金融科技助力下，越来越多“零征信”、“弱征信”的群体开始享受到高效率、低利率的贷款服务，这也使得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和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大大提升。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张承惠在会上指出，近两三年来，越来越多持牌金融机构开始关注数字技术，以互联网为依托，以大数据、云计算、AI等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创新越来越多。其中，持牌金融机构愈发重视和科技公司合作，比如某家银行曾和80多家科技公司有合作关系。

在张承惠看来，数字普惠金融的科技赋能主要体现在，通过科技来开发传统持牌金融机构没有顾及的长尾市场。她直言，科技赋能一定有效，但也是有限的。金融科技可有效降低金融业务拓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降低经营成本，但科技赋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具体而言，科技如何给普惠金融赋能？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战略研究部负责人兼互联网金融标准研究院副院长肖翔指出，一是有助于提升服务可获得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电脑、智能手机等终端进行操作，不受时间、地点、气候等客观因素影响，使金融“血液”持续流向更深、更广的经济“末梢神经”。二是有助于提升成本可负担性；第三则有助于提升供需可匹配性。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可以更好地实现普惠金融供需两端的精准化和个性化匹配，使产品与客群、风险与收益、风险与能力更加匹配。

“互联网技术为普惠金融提供了一个创新的路径。”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爱君称，实现普惠金融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科技创新，“普”存在的金融服务对象范围大、偿债能力差、风控成本高、认知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差等问题，都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帮助解决。另一个则是行为监管，通过发布行为准则和产品准则，对金融机构的服务行为和金融产品进行规范和干预。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科技助力金融，让金融服务更加高效便捷，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的应用走在世界前列。正如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未来创发中心高级顾问李智慧在会上所说，从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的应用来看，目前整个日本金融科技企业主要集中于支付、理财、融资众筹、安全、区块链、大数据、个人资产管理等领域。不管是应用领域还是企业数量来说，都远远不及中国。

如何打破“普”“惠”“险”三元悖论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国家层面给予关注，银行等传统机构逐步重视外，经历过多番“风雨洗礼”与成长阵痛后的新金融行业，也对普惠金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越来越多新金融机构高举普惠大旗，利用金融科技的发展和金融服务的数字化，力图推动普惠金融实现从概念到落地“最后一公里”的真正突破。

要想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就得了解其整个体系构成。腾讯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杜晓宇将普惠金融拆成“普”、“惠”、“险”三个字来解释。他认为，从这三者来看，普惠金融要解决的是普遍、优惠、风险三个问题，但这三者存在三元悖论，一般只能取其二。如果做到“普”，又做到“惠”，就会有风险；但如果既要“普”，又要防范风险，只能用高收益覆盖，这样就解决不了“惠”；如果解决“惠”，又解决了“险”，但这只能面向特定的人群，就解决不了“普”。

杜晓宇指出，“要想打破这一悖论，需要通过技术和市场解决。当前很多小微企业除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外，还没有市场，这就更需要通过赋能、数字化手段等去帮助他们解决市场问题，从而获得更好的获益。”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科技、数字化手段可帮助改善现有金融产品与服务质量，而如何结合新技术做好“精准治疗”也是业内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兼CFT50首席经济学家杨涛指出，为小微、三农、城镇低收入人群、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提供特定金融服务，一直是国际上主流所关注的普惠金融最重要的核心内容。“我们不仅仅是把小病症解决，而且要摆脱目前发展的亚健康状况，走向强身健体之路。”

基于此，蚂蚁金服农村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黄超指出，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互金从业人员应扎根至广大农村，充分利用好政府、保险等资源，并结合大数据风控，使普惠金融服务真正有效触达到地区客户。只有由点及面，把更多的群体串链到金融服务的链条中来，解除抵押物对农民融资的掣肘，才能让“三农”等群体真正享受到纯信用的数字贷款的服务。

“面对5亿千禧消费者人群、8000万个体工商户、3.5亿农村就业人口，如果不能刨除那些产品定位不合适的、风控能力不行的、耐心不足的入场者，这场普惠金融的好戏可以说都不算真正开始。”在积木拼图集团CEO董骏看来，做普惠金融悲观、谨小慎微、吹毛求疵是比乐观、不矜细行、大而化之要更好的策略。

此外，挖财副总裁王志峰强调，普惠金融发展至今，解决问题的核心要从“最后一公里”转变为“最后一分钟”。传统普惠金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老少边穷地区的金融覆盖性问题，物理上的最后一公里就尤为关键。但如今金融科技日益发达，普惠金融服务方式从线下转至线上，一分钟获得金融服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也必将给普惠金融带来实质性变革。

存“使命漂移”风险 不能仅靠技术单兵突进

尽管中国乃至全球的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在传统普惠金融模式和技术条件下，普惠金融面临的成本高、效率低、服务不均衡、商业不可持续等全球共性难题依然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世界上仍有约17亿成年人没有获得最基础的金融服务，且几乎全部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如今，仍有大量小微企业、贫困人口游离在传统大型金融机构金融服务范围之外，践行普惠金融仍是新金融机构发展主旋律。作为普惠金融的“毛细血管”，新金融机构又将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肖翔指出，由于业务模式、技术属性、风险特征等方面新特点，数字技术在解决普惠金融老问题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挑战，使得数字普惠金融面临“使命漂移”的风险。他指出，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不能仅依靠技术单兵突进，或者把技术过度地神化、泛化，而应该研究推动包括政策、制度、技术等在内的一揽子、系统性的数字普惠金融解决方案。

李智慧对此表示认同，她提出，中国的普惠金融，在技术层面走的非常快，但制度尚需完善。中国应考虑如何做到企业信用信息沉淀积累，包括企业间信用结算可靠性的实现以及供应链上信息在部门间、企业间、金融机构间的共享。

从普惠金融实践者的角度，宜信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陈欢提到，目前来看，开展数字普惠金融工作面临三大挑战：首先，互联网技术是手段，金融是本质，数字普惠金融实践过程中要避免本末倒置；其次要注意便利性和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平衡；最后则是价格难题，普惠金融金额小、成本高，平台单笔获利并不乐观。如何确定价格的范围，是新金融机构在开展数字普惠金融会遇到的一大挑战。

百乘金科联合创始人兼高级副总裁邹洋对此表示认同，“在普惠金融上，‘惠’的价格无法降下来，不单因为风控相对复杂、抓手较少，更多的是因为在目前的金融形势下，不可获得性和稀缺性都使得资金价格、服务价格超出了正常定价范围。”

陈欢进一步指出，要实现更好的“惠”，机构应该努力降低自身的运营成本，也需要外部环境更好的支持，有更广泛的资金渠道去降低资金成本，以及健全征信与法制体系更好降低风险成本。